前沿資訊!和校門是否打開相比，這樣的“封閉”更讓人擔心

撰文丨張豐

(相關資料圖)

復旦大學教授張力奮教授在一個群里發(fā)出一張互動海報，北大周其仁教授要在復旦講“中國長期增長與現(xiàn)代化”，張教授說：“有興趣來的，夾道歡迎。學校剛開放?！?/p>

▲復旦大學邯鄲路校區(qū)門口張貼出的通知（圖/復旦大學）

有點心酸，也有點感動，誰能想到，這是2023年中國大學重新向社會開放的第一步呢。

現(xiàn)在“校外人士”已經可以去復旦了，在大門口進行登記就行。這還談不上真正的“正?；?，但是已經是中國大學里少數(shù)的了，大部分大學“校外人士”想進去根本不可能。

前兩天，我在四川大學外面活動幾次，路過南門一次、西門兩次、北門一次。學生可以出來，而外面的人，仍然不能進去。那種攔截措施，表明大學還處在疫情防控之中。

大門的通道非常清晰：出口，里面的人可以出來；機動車通行口，老師們有專門的通行證可以出來；入口，必須本校通行證才能進入。如果校外人士想進去，就要提前申請辦理相關手續(xù)，由校內負責對接的人員來把你領進去。

這個復雜的手續(xù)包括了某種責任制——出了事，可以追溯到相關責任人。

能出什么事呢，現(xiàn)在你在家自測新冠陽性，去醫(yī)院大聲說“我是陽性”，也沒什么人理你。此前，防疫措施最嚴格的機構是醫(yī)院，現(xiàn)在它們已經完全恢復正常了。

目前，唯一沒有恢復正常的是學校，特別是高校的封閉，顯得尤為扎眼。

防疫的時候，大學最緊張，邏輯是這樣的：大學是集體生活，一旦有人感染，病毒等傳播會很快。大學把防疫邏輯推廣到極致，學生在宿舍里上網課，某些時期很多學生甚至不能下樓。

但是，在去年底全國人民都在感染的時候，這個邏輯就不成立了。大部分大學都通過早一點放寒假來規(guī)避“校園感染”，但是回家過年的大學生，仍然像普通人一樣陽了。

寒假開學，大學的“防疫特殊性”不存在了。很多學生都“陽過”，也恢復了正常上課；大學生群體都很年輕，比普通人身體要好，就更沒必要擔心外面的“社會人”了。但是人們發(fā)現(xiàn)，大學校門卻沒有變化，就像忘記疫情防控已經“結束”了一樣，仍然在封控中。

▲排隊做核酸的大學生們（圖/網絡）

如何解釋這種現(xiàn)象？

有一些人在這種管控中獲得了權力感。比如學校的保安部門，過去存在感不強，現(xiàn)在可以隨意攔下教授、學生，盤問一下；而外面的人想進來，就更不可能。保安從“服務邏輯”進化到“管控邏輯”，他們的存在感大大增強了。

但是，即便是保安部門的領導，在學校也說了不算。學校的決策者在這種管控中，當然也能感受到快樂，不過也有一種可能，他們發(fā)現(xiàn)“疫情管控中的大學”更可愛了：更安靜，更有秩序，大家也都更聽話。總之一句話，他們愛上了管控。

大學不想開門，一方面是思維的惰性，“一旦放開，萬一出問題誰負責？”；另一方面，則是一種管理的“升級”，疫情中的管理措施，逐漸內化成大家的日常思維，大學依靠的行政撥款和學生學費，這些都不會受到外界變動的影響。既然大家已經習慣并且愛上管控，為什么還要變化呢？

10年前，人們討論的是“大學要不要圍墻”，呼吁的是大學徹底開放，甚至拆除掉物理意義的墻，讓人們隨意進入。在中國，這當然有邏輯上的合理性，因為大學的辦學經費，本質上是來自于納稅人——國有大學都是全民所有制，是屬于“所有人”的。

除了“產權”性質外，大學的開放還有其內在必然性：大學應該是一個社會的“精神高地”，它們不但是教育機構，不但傳授知識、教書育人，也應該探索新思想，引領社會創(chuàng)新。大學需要不斷產生新想法，然后與社會進行互動，檢驗這些新思想。

在這種文化背景下，我們有一個獨特的“旁聽生文化”，一些沒能考進大學的人，也可以到課堂聽課，學習知識并且成才。比如后浪出版公司的創(chuàng)始人，就曾經是北大的旁聽生，而90年代和00年代，在北大旁聽并最終走向人生巔峰的大有人才。

圖/圖蟲創(chuàng)意

但是，這種要求“大學開放”的趨勢，在幾年前似乎就出現(xiàn)了反轉。北大、清華一度因為暑期去參觀的人過多，限制人們進入。要知道外地中學生去北京一次，能進北大清華參觀是一種多么珍貴的體驗啊。

大學開始“關門”，原因有很多。人們普遍擁有私家車，開車去學校的話，停車就有問題，于是普遍開始辦車牌，只允許教職工車輛進入；參觀的人太多，影響教學秩序；外賣和快遞進學校，必須管理（很多學校大門外，都出現(xiàn)過成堆的快遞和外賣）。

可以說，在疫情前，大學就在走向封閉了。疫情給了管理者靈感，原來大學這樣管，真的省很多事啊。

這導致一種局面：目前，中國的大學可能已經成為所有社會機構中最保守的了。這是我們這個社會最深刻、最重大的變化之一，只是很多人都還沒有意識到。

過去三年還造成一些后果：大學外教，一旦離開中國很少回來，于是大學里的外教變得越來越少；留學生也變少了，過去我走在成都九眼橋，能看到一些歐美學生，那是川大留學生；在建設路經?？吹胶谌撕桶突固谷耍鞘请娮涌拼蟮牧魧W生——現(xiàn)在，這些基本看不到了，很多“中外教育交流項目”也名存實亡了。

大學里的講座，外面的人沒機會去聽了。不久前，王笛教授回到成都，有一場講座是在川大校內，是一個很好的題目，但是大家都沒有在朋友圈轉發(fā)，因為外面的人根本進不去，而學校內的講座，只需要老師打招呼，學生不管是否感興趣都必須去——大學講座，失去了那種競爭性，成為課堂的變體了。

▲川大老師對談著名青年搖滾樂隊“海朋森”主唱（圖/“四川大學”公眾號）

當然，現(xiàn)在學生們還可以到校外活動。但是，在一種日趨封閉的校園文化下，學生們到校外也缺乏動力，他們的外賣和快遞，都會投送到大門口旁邊，再走更遠的路似乎沒有什么必要了。

再加上考研、考公務員壓力，讓“本科”變成高中的延伸，“豐富的校園文化社會”，日漸成為一種美好回憶——美好，但不再必需。

和校門是否打開相比，大學這種精神上的“封閉”更讓人擔心。如果大學長期封閉化，會影響整整一代人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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