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則關于“上班”的話題聯(lián)系起來看挺“耦合”的。
一則是“加班讓年輕人沒時間結婚生娃”,這是全國政協(xié)委員蔣勝男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出來的論斷,她強調,近年來的超時工作問題,已造成年輕人沒時間戀愛、沒時間育兒、沒有家庭時間,從而使得整個社會結婚率、生育率降低等情況出現(xiàn)。她指出,面對生育率不斷下跌,盡管各級政府出臺了相關措施,如離婚冷靜期、鼓勵二胎三胎、獎勵生育等,然而不解決因超時工作帶來的“沒時間生娃”、“怕失業(yè)不敢生娃”的根本原因,提升生育率的其他辦法都只能是治標不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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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則是“員工朗誦《我愛上班》引發(fā)全場爆笑”,這一幕發(fā)生在江蘇蘇州一家公司組織的團建活動上,具體內容是:我愛上班,上班使我快樂;我愛上班,上班使我進步;我愛上班,上班使我致富;我喜歡上班,優(yōu)秀是一種習慣,我奔跑在掙錢的道路上,公司為我遮風擋雨;同事喊我吃飯,我置之不理,朋友叫我擼串,我無動于衷,孩子叫我抱抱,我百般推辭,兄弟喊我開黑,我置若罔聞,閨蜜叫我逛街,我愛搭不理,公司叫我上班,我欣喜若狂。
單獨來看,兩則話題背后的邏輯支撐是很不嚴謹?shù)模褍蓜t話題放在一起看,前者的答案好像就藏在后者里。雖然前者講的是加班,但我們都知道在上班節(jié)奏快的當下,上班和加班沒什么具體的邊界。
換句話說,加班不加班,主動加班還是被動加班,對于很多上班的人來講沒什么區(qū)分的必要性,因為掰扯半天還是老板說了算、領導說了算、公司制度說了算,而且這已經很普遍了,講的多了,反而對員工沒什么益處。
尤其在就業(yè)不樂觀的當下,打工人更是不敢亂提反對意見。畢竟能有班上,還提什么“不要加班”的訴求。就此而言,我們再去審視“加班讓年輕人沒時間結婚生娃”和“員工朗誦《我愛上班》引發(fā)全場爆笑”,雖然兩則話題的直觀“耦合”自帶笑點,但是掰扯背后的邏輯,卻還是能扯在一塊的。
就拿“加班讓年輕人沒時間結婚生娃”來講,顯然是在控訴加班的負面影響,雖然硬往“結婚率低和出生率低”的問題上引有些牽強附會。但是或多或少還是說對了方向,也就是“很多人只有工作沒有生活”。
至于“員工朗誦《我愛上班》引發(fā)全場爆笑”而言,關鍵在于爆笑的結果,因為單純就《我愛上班》的敘事邏輯來看,沒有人會認為講的是真話。簡言之,就是從反面理解,才可能抵達員工的心聲。以至于從效果上來看,朗誦的員工自己都憋不住笑了,臺下的員工就更不用說了,并且這種爆笑情緒還延續(xù)到場外,引發(fā)輿論層面的起哄。
所以從“厭惡工作”的角度看,“加班讓年輕人沒時間結婚生娃”和“員工朗誦《我愛上班》引發(fā)全場爆笑”是一致的。換句話說,這是普遍打工人的真正心聲。可問題是,這些真正的心聲往往卻沒有被過多的直接呈現(xiàn),而是“猶抱琵琶半遮面”的被藏了起來。
就如“加班讓年輕人沒時間結婚生娃”的論斷,它所呈現(xiàn)的邏輯是模糊的,也就是好像有關系,但是解決起來又很難辦,起碼沒有很好的抓手。正如全國政協(xié)委員吳瑞君接受媒體采訪時所說的“要關注想生不敢生的群體”,提升鼓勵生育政策一體化水平。
因為當前來講,很多鼓勵生育的政策是碎片化的,也就是看起來是在鼓勵,但是“誠意不足”或“力度不足”。對此吳瑞君就強調“人家一個孩子都不要生,誰會在乎三胎補貼”。甚至再進一步講,一胎率、二胎率還上不來,鼓勵三胎有什么意義。
所以吳瑞君給出的建議是,要把提高二孩生育率作為現(xiàn)階段的重要目標,提升公共服務的均衡化、均等化,包括提升優(yōu)質教育資源,滿足和解決“想生不敢生”家庭的顧慮和問題,從而提升鼓勵生育政策一體化水平。
對此可能有些人又會拿“生不生是人家被窩里的事情”來反嗆,但是從社會建構層面講,人口負增長背景下,如何更好的開發(fā)勞動力中的人才資源,怎么樣能夠系統(tǒng)地應對人口負增長,確實也是需要政策去引導的,起碼這是不能缺位的。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專家、委員、代表在提出建議時就可以“信口開河”,甚至從“加班讓年輕人沒時間結婚生娃”和“員工朗誦《我愛上班》引發(fā)全場爆笑”的“耦合”來看,要想避免“政策的碎片化”,最先應該避免的是“問題的宏大化”。
因為只有“問題碎片化了”,政策才能基于串聯(lián)的作用、解決的前提、落地的結果去一體化。否則,“建議”只能走向“建議不要建議”的嘲罵浪潮。就如在江蘇蘇州那家公司的團建活動上,老板可能聽著想哭(感動的),可就是擋不住員工們想笑(尷尬的)。
關鍵詞: 我愛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