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法律援助律師和他為兩死命案申訴的二十年 全球球精選

作者 | 劉虎

陳兆軍是江蘇無錫的一名律師。2004年，他被委派為一名涉嫌故意殺人罪的被告人作免費法律援助辯護。這本是“例行公事”，卻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疑點重重的偵破、公訴和審判，令他二十年無法釋懷。他至今仍在幫大牢里喊冤的殺人犯做申訴工作。

(相關資料圖)

1997年9月21日清晨5時許，江蘇省宜興市和橋鎮(zhèn)西鋤村劉X初和唐X云夫婦發(fā)現(xiàn)：其年僅23歲的劉X芬和年僅2歲的孫女被殺死在家中二樓臥室。2004年，同村村民趙亞新、劉建林被抓捕，警方宣布該案告破。但在2005年開始的幾次庭審中，兩名嫌犯均稱遭到嚴重刑訊逼供；此外，警方一直沒有找到供述中所指的兇器，唯一直接物證是現(xiàn)場留下的血書“仇”字。

或者是考慮這些因素，無錫中院在該案的先后兩次判決中，留有余地僅判處主犯趙亞新死刑緩期兩年執(zhí)行。該案爭議多年來并未平息。主犯仍在服刑，而從犯已刑滿出獄，也在喊冤。

兩層小樓的東側部分，即案發(fā)現(xiàn)場，已經在2001年拆除，周邊的居民仍對該案印象深刻。劉虎 攝

01

“仇”字殺人案

轉眼20年過去，無論是仍在牢獄中的趙亞新，還是已經出獄多年的劉建林，他們都拒絕認罪而連年申訴；他們稱當年因刑訊逼供而違心做出有罪供述。

2023年上半年，筆者數次走訪了兇案發(fā)生地，閱讀了該案大量原始資料，采訪了堅稱無罪的“從犯”劉建林；與長期關注該案的律師陳兆軍多次溝通。

兇案現(xiàn)場劉家兩層小樓已于2001年因村中架設高壓輸電塔，被拆除了東側房間，刑事卷宗中通過拍攝和文字重現(xiàn)的現(xiàn)場，現(xiàn)在是高壓輸電塔下的一塊菜地，劉家兩位老人也早已從此處搬走。

趙亞新2004年被抓后，兩個未成年的女兒由其前妻帶大。20年來，陳兆軍律師一直與趙亞新的兩個女兒保持聯(lián)系，眼看著她們從小女孩，成長、結婚、生子。他堅持為趙亞新提供刑事申訴的法律援助。

時至今日，該案卷宗所記載的嫌犯供述和現(xiàn)場證據中仍有諸多矛盾無法解釋，難以讓趙亞新和劉建林兩人和家屬信服。對于兇案的兩位無辜受害者來說，如果被卷入法網不幸的確不是真兇，也難言告慰死者、實現(xiàn)正義。

2016年，無錫市公安局政治部原副主任邊憲華出版了案件紀實作品《致命邂逅》，其中“仇從何來”一章，基本可以視為無錫警方（宜興是無錫下屬縣級市）對該案破案過程的較為權威的記載。

回到1997年9月21日清晨，血案發(fā)生后，宜興市公安局的主要領導和無錫市公安局刑偵支隊的團隊均很快趕往現(xiàn)場。

邊憲華在《致命邂逅》中這樣描述血案現(xiàn)場：中心現(xiàn)場在劉家二樓東邊劉X芬臥室，現(xiàn)場慘不忍睹，墻上、地上、床上，到處是噴濺狀血跡、腦漿；阿芬仰躺地上，顱骨骨折腦組織外溢，頭頂有挫裂傷；兩歲女孩的遺體裹在一條夏被中，顱骨骨折腦漿迸裂，小眼睜得圓圓的；臥室護墻板上方，有用鮮血書寫的“仇”字，觸目驚心。

現(xiàn)場的血字通過刑警的攝影保留了下來。

根據記載，劉家的二層樓坐北朝南，大門開在底層東屋，外為鐵柵欄防盜門，內為未上鎖的鋁合金門。防盜門拉開30多厘米，掛鎖鎖在門內拉手上。內拉手上端與門連接處有印壓痕跡，防盜門是被強扭開的。

據宜興市公安局《法醫(yī)鑒定書》，母女倆系頭部遭鈍器擊打，導致顱腦損傷死亡。

警方通過現(xiàn)場勘察和技術鑒定，基本認定，兇手作案工具很可能是一把管子鉗：兇手用管子鉗撬開防盜門，上樓進入劉X芬母女臥室，持管子鉗行兇殺人。根據犯罪分子遺留在現(xiàn)場的有限痕跡，警方認定系一人進入中心現(xiàn)場作案，兇手身高在1.65米到1.75米之間，年齡在20-35歲之間，體態(tài)中等偏胖。

警方勘察現(xiàn)場發(fā)現(xiàn)，臥室寫字臺抽屜拉開，兩條金項鏈、一直裝有1000元現(xiàn)金的信封等財物原封未動，兇手似乎并不是為財而來，法醫(yī)鑒定，劉X芬也沒有受到性侵害。

綜合上述多個因素，該案專案組推斷：作案者對現(xiàn)場比較熟悉，清楚死者及其家人的生活規(guī)律，基本排除流竄作案，本地人作案可能性較大。

那個時候并無攝像頭等安防設備，無錫市警方專案組對周邊開展了大規(guī)模的排查。從金家村、王母村……專案組對案發(fā)地周邊的9個自然村定人、定位、定時，開展地毯式排查。

當時，警方排查的重點方向是4類人員：熟悉劉家、與劉家有矛盾者；婚戀受挫或者破裂者、精神受刺激人員；有流氓、盜竊前科劣跡，年齡身高符合，有可能接觸使用管子鉗者；案發(fā)后去向不明者。

在持續(xù)了四個多月的大排查期間，辦案警官走訪村民2萬余人次，排除20歲-35歲年齡段人員13654人，符合嫌疑犯刻畫特征的可疑人員83名、重點嫌疑人員15名。經多方甄別，大多被否定，僅少數幾人因條件限制，無法見底不能排除嫌疑。

雖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多年來該案始終未破；此后，宜興警方成立了命案偵破指揮部，并將這起“9.20”血案列為主攻案件。7年間，該案的偵查案卷裝訂了整整9大本，共4000多頁。

死者父親劉X初開了一家蓄電池廠，在村里面算是很有錢的人。由于女兒、外孫女被殺久未破案，他自己對此進行了懸賞：提供有效破案線索會給1萬元的獎金。

2001年，劉X初先后接到兩封匿名信，自稱掌握了行兇者信息，要求換取70萬現(xiàn)金。刑警以劉X初名義試圖與發(fā)信人聯(lián)系后，這條線索又告中斷。

2004年，警方發(fā)現(xiàn)：匿名信來信者使用過的IC卡又被重新啟用。根據這一線索，警方鎖定找到了1963年出生的趙亞新——趙亞新的居住地距離案發(fā)地劉X初住宅不到100米。

2023年4月初，筆者在劉家老宅向南拍攝，趙亞新的老宅就是中間的房子，距離不超過100米。劉虎 攝

當年9月16日，趙亞新被以涉嫌故意殺人罪抓捕，9月20日，根據趙亞新的供述，警方還抓捕了他的朋友劉建林。

無錫警方認為，此次抓住了真兇。并很快將兩人移送檢察院批捕起訴。

02

兩次“論罪應判處死刑”

2005年，該案一審在無錫中院開庭，趙亞新、劉建林在法庭上均當庭翻供，兩人都自述受到了刑訊逼供。

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現(xiàn)址。劉虎 攝

當年12月31日，無錫中院的判決中，并未談及趙亞新、劉建林所述的“刑訊逼供”的指控，對這起一案兩命、受害者之一還是兩歲幼童的重大命案，法官表達了某種審慎。

這份判決提出：趙亞新“論罪應判處死刑，但綜合本案的具體情況，對其可不立即執(zhí)行。”

趙亞新一審被判處死緩，劉建林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法院還根據劉X芬父母提交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訴求，判決兩人賠償18.5萬多元。

此后，趙亞新、劉建林以“沒有殺人，有罪供訴是在公安人員刑訊逼供、誘供下做出”等理由上訴。

2006年12月6日，江蘇高院認定原審判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裁定撤銷原審判決，發(fā)回重審。

無錫中院在2008年4月7日的再次一審判決中，以趙亞新“論罪應當被判處死刑，但歸案之初的認罪態(tài)度尚可等情節(jié)”，再次將其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zhí)行，劉建林再次判處有期徒刑8年。

2010年7月31日，江蘇高院的終審裁定中提出，雖兩上訴人以及辯護人辯稱偵查機關有刑訊逼供行為，卻未舉出任何依據。而公安機關在原審開庭時，當庭否定有刑訊逼供、誘供行為，公安機關出具的破案經過正常，宜興市看守所體檢表證實趙亞新在送交看守所羈押時身體無異常情況。

因此，江蘇高院的終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從2004年9月被抓，再到2010年再審終審裁定，趙亞新、劉建林始終堅稱受到刑訊逼供、誘供，其并未殺人。而該案的兇器始終沒有找到，唯一的定案直接證據，即現(xiàn)場留下的血書“仇”字，其證明效力也存在爭議。

2004年，律師陳兆軍接受當地司法部門指定，為涉及重大刑案可能判處死刑的趙亞新提供免費法律援助。在會見嫌犯人并多次閱卷之后，陳兆軍律師和劉建林的辯護律師陸兆海均認為，該案并非如警方所述那樣已經證據確鑿，也排除不了合理懷疑。

2005年的法庭第一次審理中，陳兆軍和陸兆海為趙亞新、劉建林均作無罪辯護。此后幾年，該案經過上訴、發(fā)回重審，再審二審，再到20年后的今天，陳兆軍仍然堅持自己的判斷。

陳兆軍回憶，庭審中一個重要的焦點是刑訊逼供是否存在，而趙亞新和劉建林的多次筆錄存在前后不一致和相互矛盾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合理解釋。

一審中，陳兆軍律師提出，趙和劉在審訊中均提到“特審”的問題。據劉建林陳述，所謂特審即是長時間不讓睡覺（趙陳述有五天五夜，劉是三天三夜）、下跪、拳擊胸部、打嘴巴、戴頭盔用木棒敲擊等違法行為。

雖然警方始終拒絕提供趙亞新的醫(yī)療記錄，并由兩名警員出面作證，聲稱并不存在刑訊逼供，但陳兆軍根據趙亞新、劉建林的供述和警方提供的諸多細節(jié)，對其提出質疑。

庭審中，警方的到庭證人盧偉民和陸寧矢口否認存在刑訊逼供，但兩人又自稱是在2004年9月20日有罪供述作出后才到達審訊現(xiàn)場。而趙亞新和劉建林反映的恰恰是在9月16日被抓到至9月20日前被逼供的情況，警方證人自述的參與審訊的時間，恰恰回避了這一時段。

陳兆軍律師提出，是否存在刑訊逼供，只有參與辦案的民警以及當事人自己最清楚，但綜合本案審理情況，有幾點可以推定存在刑訊逼供的可能。

首先，趙亞新自2004年9月16日被抓，到9月20日第一次做有罪供述，剛好是五天，而劉建林是在被拘后三天才第一次做有罪供述，這恰恰印證了他們被拘后，遭受五天和三天特審而被刑訊逼供所帶來的結果。

其次，根據獄醫(yī)胡平松的證言，宜興市看守所確實存在特審室，而且在將嫌疑犯帶去審訊前必須體檢，可以印證審訊確實存在不規(guī)范行為，也為刑訊逼供提供了方便。

根據公安部門自述以及趙亞新本人的自述，趙亞新被抓后確實受到過傷害，對其受傷至少掛水一次的事實確認并無異議。

對此次趙亞新受傷接受治療的過程，宜興市公安局提交無錫中院的《情況說明》中稱，9月21日早上八點提審時發(fā)現(xiàn)趙亞新受傷，此后得知是20號晚上，因趙亞新違反監(jiān)規(guī)被打，相關責任人被處分；而椐趙亞新的管教蔣順洪、陸永健陳述，他們是在21號早上對趙亞新進行例行教育時，因趙亞新不服管教，自己碰到門上，而導致受傷，他們因此受到處分。

陳兆軍律師質疑，所謂的相關責任人被處分，未見相關書面意見，至少應該提供這兩位管教當年的工資和獎金發(fā)放情況予以印證，但警方始終未提供，又怎么就能說沒有刑訊逼供？

據趙亞新所述，公安機關審訊時曾采取體罰措施，導致他“腳爛了”，還吊了四瓶鹽水，其醫(yī)療記錄上應該有這一記載，律師據此申請看守所和警方提供相關醫(yī)療記錄，卻被警方拒絕。

陳兆軍律師認為，“看守所不是個體戶，每一位犯人醫(yī)療所發(fā)生的費用，最終肯定是要財政來承擔，沒有書面記錄明顯不合常理?！?/p>

03

打通電話讓“對口供”

2023年5月，筆者在無錫和橋鎮(zhèn)一處老樓房見到了劉建林。

談到多年前的這起案件，已年過50的他仍難免淚眼婆娑。劉建林對筆者講述了多年前在警方拘押下被刑訊逼供的過程，以及被迫做出的口供與趙亞新所述對不上時，辦案人員安排下，與趙亞新通話對口供的種種細節(jié)。

劉建林告訴筆者，2004年9月下旬，（根據警方記載，應為9月21日），他被帶到宜興市公安局看守所的“特審室”。

劉建林回憶，在特審室內，警方審訊者三班倒卻不允許他睡覺“不讓你睡覺，一分鐘也不讓你睡。三夜兩天，還是兩夜三天，我記不清了，反正到那個時候頭已經暈了?！?/p>

“再到后來我兩個腿都是僵硬的，直接倒下來了。”劉建林回憶，審訊者這時讓他戴著手銬跪著，不允許他躺下休息。“我直接坐在地上，累的實在不行；他們不讓我坐，就是讓我站著，到最后就是讓我戴頭盔，他們拿木棒敲，震我的腦袋，折磨我，弄到我吃不消為止?！?/p>

據此后他與趙亞新的對質，趙亞新被抓后，警方稱他一人犯案似乎力有未逮，而現(xiàn)場留下了不止一人的腳印，因此要求趙亞新供出從犯，趙亞新就把日常經常和他打牌玩樂的好友劉建林作為負責“放風”的從犯供出。

劉建林回憶，經過三天三夜的連軸詢問，他實在堅持不住，按著警方的要求承認自己為趙亞新放風，“到后來我看自己寫的筆錄，什么到田上去拿把鐵鍬，又是拿根棍子，腦子混亂失控了，我自己都不知道說什么寫什么了，就到那個地步。”

“第一次審訊了以后我承認了，但是第二天再次（送我）到特審，他說我昨天的筆錄領導不滿意，要他滿意為止，然后又把我特審，要么就是跪?！?/p>

劉建林回憶說，幾次筆錄下來，自己的說法和趙亞新筆錄的時間和細節(jié)完全對不上，警方居然安排趙亞新和他通電話對口供。

劉建林告訴筆者，例如最重要的作案時間，公訴機關認定，晚11時許，趙亞新伙同劉建林共同作案。但是趙亞新此前的供述是當晚9、10點鐘作的案，整個作案過程不到20分鐘；而劉建林供述是當晚準時12點才去作案，整個作案過程5—6分鐘。兩人供述的時間相差2個小時。

于是審訊方居然以手機打開免提，讓劉建林與趙亞新協(xié)調供述，趙亞新直接告訴劉，“你承認吧，不承認要被打的，你又沒進去。他暗示我，說我是望風的。我40來歲的人，人家去殺人，我去幫他望風啊？我這點腦子沒有？還有一個，人家殺人會叫我去望風嗎？”

劉建林回憶，“后來做筆錄，我又不承認了，又被送去特審，反復搞了三次，一定要搞到承認為止，一定要搞到口供跟趙亞新要對的上號?！?/p>

對這一說法，陳兆軍律師認為，警方在審訊過程中，安排兩被告通話，已違反了公安部《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guī)定》第177條、181條之規(guī)定，屬于嚴重違法的情況下取得的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

陳兆軍梳理了趙亞新和劉建林多次供述中存在的種種變化和矛盾之處。

該案中，目前能夠直接認定兩人犯罪的事實，只有兩人的口供。而該案七年后才破案，假設趙亞新和劉建林果真是兇手，關于當天具體細節(jié)的記憶存在變形和錯誤也屬合理范圍，但警方這樣違規(guī)操作，誘導嫌疑人協(xié)調口供，則導致這些口供的證明力大打折扣，嚴重存疑。

事實上，警方現(xiàn)場勘察筆錄和有關證人的描述存在明顯的矛盾，甚至有無法解釋的細節(jié)。

例如，現(xiàn)場勘察筆錄認為兇手到過三樓的儲藏室，留下了很多腳印，但兩位嫌疑人的所有供述中，卻沒有提及到過儲藏室。其次，趙亞新供述未到院子的后門，但后院的大門是敞開的。公安機關在回答原一審法官時，稱他們也無法解釋。警方勘察時發(fā)現(xiàn)了很多腳印，也復制了現(xiàn)場的腳印，但卻沒有做相應的鑒定。

此外，死者母親證實，案發(fā)夜里兩點曾聽到很大的敲擊聲，這顯然與案發(fā)當時具有某種關聯(lián)性，公安機關無法作出說明。如果這一作案時間屬實，則又將顛覆趙亞新和劉建林此前“幾經協(xié)調”的口供。

該案中，作案工具的來源及去向不明，所謂管子鉗作為作案工具的事實也只有趙亞新本人的陳述，及同案劉建林的供述。但是他們的供述中，關于管子鉗的特征卻有三種規(guī)格（30厘米、50厘米、60厘米）之多。

趙亞新交待說，作案用的管子鉗，最后被扔到附近的殷村港河中。公安機關以“該河道已清淤無法找到”為由，未進行搜尋。陳兆軍律師到和橋水利站走訪得知，所謂的清淤，并非地毯式的開挖，如果此作案工具真是扔到這一河里，還是有找到的可能。

04

疑似知情人的神秘死亡

據邊憲華在《致命邂逅》描述的破案過程，以及該案的卷宗、辯護詞等信息，可以還原趙亞新被納入警方視野，并最終以重大嫌疑人身份被抓的過程。

《致命邂逅》介紹，2001年11月10日，劉X仁接到第一封匿名信，來信人稱掌握劉X芬被害真相，并有錄音為證，交換條件是70萬元現(xiàn)金，劉當時沒有報案；第二周的11月18日，第二封同樣內容的匿名信又來了，劉X仁向宜興警方報案。

警方將其列為“敲詐勒索”嫌疑，并認為不排除此人與該案真兇有直接關聯(lián)。

案卷里的“70萬提供破案信息”匿名信件。

根據警方的記錄，“敲詐信”中，要求劉X仁在宜興電視臺和和橋菜場等公共場所，以招工為名公布聯(lián)系方式。劉X仁報警后，警方安排刑警與來電人周旋溝通，但幾次聯(lián)系后，來電者銷聲匿跡。

警方認為，這位神秘來函者有重大的作案嫌疑，理由有二：首先，當時“920”血案已過去4年，如果不是親歷或者目睹此案，很難想象不相干者會如此關心；此外，武漢此前有個類似案例，一企業(yè)老總女兒被害。8年后，有人寫信給老總，稱掌握其女兒遇害真相，案件很快破獲，寫信人正是殺人兇手。

警方認為，劉X仁被匿名信“敲詐”一案，與武漢這一案例似乎有異曲同工之處。專案組請來文字鑒定專家，鑒定認為該敲詐信系左手書寫，偽裝明顯，與現(xiàn)場留下血字“仇”，不能做出同一認定。

不久后，給劉X仁的手機來電的IC電話卡停用。當時由于技偵手段比較有限，這一線索也宣告中斷。

此后到案的趙亞新承認，此前給劉X仁來電的，正是自己。根據他的說法，“我寫信給劉X仁，是因為我懷疑別人是兇手。”

趙亞新稱，他在鎮(zhèn)上的舞廳教人跳舞，通過當地的熟人介紹認識了一個社會人“四哥”，此人建議他幫助販毒，并說“保證你一年就發(fā)財”，兩人又聊起村里的劉X芬母女被殺案，此人談及現(xiàn)場的“仇”字和疑似兇器的管子鉗等細節(jié)。他據此懷疑：此人極可能是兇手。

據趙亞新的說法，之所以給劉X初寫來匿名信，一是不想做販毒生意被對方恐嚇，二來也希望幫助破案能得到劉X初開出的賞金。至于為啥不去公安局報案，他的解釋是：“我沒有（直接）證據啊。”

三年后的2004年5月，這一IC電話卡被重新使用；9月份，警方找到機主，此人自稱IC電話卡是西鋤村的劉XX送給她的；而據劉XX回憶，該卡是2001年冬，同村的趙亞新賣給他的。

此時，趙亞新終于成為該案的第一嫌疑人，并被警方以涉賭為由抓捕。

趙亞新的家就在兇案發(fā)生地附近，也曾是警方排查中的重要工作對象。他當過電焊工，理論上有條件接觸管子鉗。

根據自認是有償提供線索的趙亞新的辯解，他得到疑似兇手的消息后，為了能吸引警方注意到自己，特意買了一張IC卡，他認為通過這張IC卡，警方可以追蹤到他。劉X初曾經放風稱誰能協(xié)助破案，給予重賞。

趙亞新的庭審筆錄。

后來，趙亞新糊里糊涂的將這張IC卡送給劉XX。劉XX收到IC卡后，不慎遺失到自己的床下，直到2004年意外找到并使用，這才牽出趙亞新。

2004年，公安部組織的“命案偵破專項行動”在全國范圍內打響，無錫市公安局梳理出歷年未破命案，掛牌督辦。恰好在此時出現(xiàn)的趙亞新很快被送往“特審室”，突破他的口供成為關鍵點。而他的刑訊逼供申辯，則為這些口供的真實性打上大大的問號。

趙亞新口供中所述通過熟人介紹認識的“四哥”，經過警方調查，趙亞新所述的熟人名為王X華，也是本地人。但遺憾的是，他卻在趙亞新被抓后不久，在常州死于一場交通事故。

死于交通事故的“王X華”。

站在趙亞新的角度，這至少說明他口供并非信口瞎編，本來是有機會得到進一步核實的，也說不上他把嫌疑和責任推給死者——顯然身在囹圄的他，也沒有能力殺人滅口。但此人的死，的確他百口莫辯，陷入死局。

05

現(xiàn)場血字“仇”的鑒定難題

綜合該案的一審、二審、再審一審和再審二審，除了趙亞新和劉建林的口供，該案并無有力的直接證據?，F(xiàn)場留下的血字“仇”字是誰所寫，成為控辯交鋒的焦點。

法庭上，陳兆軍律師提出，趙亞新的第二次和第七次交代中談到了寫“仇”字的具體位置。第二次交代寫“仇”的位置是站在死者的膝蓋位置，半蹲著寫了一個“仇”字，第七次交代在開門旁邊的柜或櫥上寫的，這兩次交代“仇”字的位置與公安機關勘察筆錄確定的“仇”字具體位置明顯不同。

因此，合理的解釋可能是，趙亞新是在刑訊逼供下，在訊問者的誘導下進行了胡亂供述。

警方的勘察筆錄顯示，“仇”字的具體位置在死者的頭部，距東墻90厘米，離地高度分別為35厘米和61厘米。陳兆軍律師質疑：如果趙亞新是半蹲著寫的仇，怎么可能離地只有35厘米？假使趙亞新寫“仇”字的位置記錯了，那么他站在死者頭部的位置要全部蹲下身來才能寫字，而死者距墻只有20厘米，趙亞新的身體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在這個位置寫下“仇”字。

陳兆軍律師認為，“仇”字不排除是死者劉X芬在死前抬手用血手印寫下，意在提示家人為其報仇，仇殺的可能性明顯較大。其這樣認定基于四點理由：即死者所處的位置只能左手可寫、仇字的高度剛好在左手可及范圍、死者只有左手手指有血跡而右手沒有、一個仇字顫抖模糊符合生命垂危之人臨終所留特征。無錫中院對陳兆軍律師的意見并未采納。

該案中，有關“仇”字的鑒定共有三份，一份是無錫市檢察院的鑒定，一份是最高法的鑒定，一份是西南政法大學的鑒定，每一份的表述都各不相同。

“無錫市檢察院的第一次鑒定，沒有首先進行左手還是右手鑒定，直接就做出‘同一性’鑒定?！?/p>

陳兆軍提出，文檢鑒定最基本的原理就是根據當事人的筆跡特征以及書寫習慣，憑肉眼做出對比性的主觀判斷。截至目前為止，在文檢鑒定技術領域還沒有一個統(tǒng)一科學的規(guī)范性的標準，有關鑒定人員也只能是根據其所學的專業(yè)知識以及社會閱歷，來對某一文檢做出自己主觀性意見。

大多數情況下，技術人員還要借助于對案情的分析，鑒定對象的成因，還有對其他證據材料的分析來做出判斷，故極易產生先入為主的現(xiàn)象，也就不可避免的就某一事項因認識上差異，而得出不同結論，甚至也會存在相反的結論。

作為檢驗樣本數量的多少，以及檢材的繁簡程度，也同樣會影響鑒定結果。正因為如此，最高法在接受無錫中院的鑒定申請后，會同最高檢以及公安部的鑒定專家，最終也出具了一份鑒定意見，僅僅得出“傾向”是趙亞新所寫的意見。

對此，陳兆軍表示，江蘇高院在庭審中，最高法的鑒定人在回答辯護人的提問時，其自己也無法回答如何用百分比來解釋他們的傾向性意見，但最終也認可該鑒定意見為“不確定性”意見。

同樣的檢材，在該案重審審理時，公訴機關重新委托西南政法大學的專家李純實鑒定，卻得出是趙亞新所寫的“肯定性”結論。陳兆軍律師質疑：最高法會同國家最高三個司法機構的頂級專家都得不出肯定性結論，西南政法大學的專家連左手還是右手書寫都確定不了，何來的底氣得出結論？

而正因為這份鑒定，讓趙亞新原以為可以打開希望的大門再次被堵死。

06

沒有預謀的謀殺

對于趙亞新的作案動機，無錫中院第一次判決認定系趙亞新小時候被劉X初起了“小反革命”綽號而懷恨在心，直到幾十年后，卻引發(fā)殺機。

該案發(fā)回重審后，無錫中院的判決對這一殺人動機并未認定。

陳兆軍律師質疑：趙亞新沒有任何犯罪前科，但根據公安機關的筆錄，他卻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慣犯——偽造強奸現(xiàn)場舞蹈偵查、戴手套作案不留痕跡、鞋子在水里洗洗防警犬追蹤、繞到回家燒毀物證等等。真是慣犯，或者只是被誘供？

“作為共同犯罪，兩名當事人實施如此重大兇案，但多次口供中，事前居然沒有預謀，也沒進行準備。如何實施犯罪？何時實施犯罪？均沒有過共識！這樣的共同犯罪確實不多見?！?/p>

而另一方面，兩名當事人家屬都能提供事發(fā)當天他們不在場的證據。如果警方以時隔多年，對這一不在場證據不予認定，又如何能僅以薄弱而矛盾的口供認定兩人作案？

例如，根據現(xiàn)場勘驗筆錄，公安提取了現(xiàn)場腳印一份，但庭審中卻聲稱未做腳印鑒定?？彬灩P錄載明現(xiàn)場腳印著鞋的長度為26CM，而無錫中院現(xiàn)場測量的趙亞新著鞋的腳印卻不小于26.9CM，與案發(fā)現(xiàn)場鞋印相差近1CM，完全可以排除趙亞新犯罪的可能。

“不得不令人質疑，辦案機關是否真的未做鞋印鑒定，或者是做了鑒定，但卻故意隱匿對嫌疑人有利的證據？”

公安機關稱當年排查的嫌疑人中就有趙亞新和劉建林，但律師多次要求調閱當年的偵查卷宗，公訴機關卻始終拒絕提供。事發(fā)當年已地毯式的排查數輪，兩人究竟真的是在甄別的嫌疑人當中，還是已排除在外，只有公安機關能夠說得清。

陳兆軍律師從官方推薦的法律援助律師開始介入該案，至今已經將近20年。多年來，趙亞新、劉建林長期拒絕認罪，堅持申訴。而趙亞新的父親在趙被抓的第二年就撒手人寰。當年兩個未成年女兒相依為命，被打上了“殺人兇手親屬”的標簽，生活感情等頗為不順——四代人的命運因此被改寫。

趙亞新的二女兒告訴筆者，雖然父親服刑近20年（死緩改判無期，至少要2033年才可能出獄），但始終不肯認罪，并長期堅持申訴。因堅稱自己無罪，所有減刑均是無錫監(jiān)獄根據其表現(xiàn)主動提出，均非其本人申請。

陳兆軍告訴筆者，他以及陸兆海兩位律師，先后兩次通過市法律援助中心召集無錫市律協(xié)資深的刑辯律師進行過討論，“大家的一致意見也認為是證據不足，按照疑罪從無的規(guī)定，應當認定為無罪。”

關鍵詞：